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本报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从春分起程，转眼夏至来临，循着时间的脉络，我们行走郑州，探访诸多代表性遗址。

在郑州裴李岗遗址、大河村遗址，我们直观清晰地看到，先民居住条件从两居室提升到“三室一厅”，凝聚着他们生活美学的绿松石坠、家畜陶塑让我们忍不住惊叹，更震惊于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用智慧“仰望星空”，不断激发艺术细胞创造出各种精美的彩陶器。

我们透过中国最早的城——西山遗址遥望古国时代，缅怀人文始祖黄帝的丰功伟绩；我们通过三重大型环壕、中国最早宫殿、北斗九星、最早家蚕牙雕勾勒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我们站在河洛汇流处，聆听五千年不断裂中华文明史的澎湃之声！

我们曾流连于王城岗遗址触摸礼乐文明的发展脉络，曾沉醉于商城遗址瞻仰青铜时代的华彩气象，也曾漫步于中岳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感受中华独特的宇宙观和审美观，体会“天中”观念在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无限深化和延伸。

考古让文明有了见证之力，文明让文化有了自信之心。这一路，我们搜寻那些考古遗存中闪现的智慧微光，与历史文献互连互通，丰盈着不同年代的印迹和记忆，它们如同一块块拼图，勾勒出中原文明最初的模样。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放得更远、更广，看看中原地区是如何形成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最终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一）距今6000年左右，中原核心区强烈扩张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成果显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以往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原的中心地位是从夏代才开始形成的，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的空白，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在2021年出版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以前。距今6000年左右，由于中原核心区的强烈扩张影响，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距今5000年左右，不少地区已经站在或者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进入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距今40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实力大增，长江中下游地区全面步入低潮。距今3800年以后，以中原为中心，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形成了二里头广幅的王权国家或夏代晚期国家，中国文明走向成熟。”

韩建业研究提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东方模式、北方模式和中原模式。

东方模式覆盖区域以黄河、长江下游为核心，还延伸到长江中游和西辽河流域；北方模式覆盖区域以黄河中游为核心；中原模式覆盖区域包括晋南、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在内的中原地区及西北的甘青地区。三种模式的覆盖区域无可避免地在中原交叠。

北方模式从表面上看比较迟缓、落后，但却与较严酷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而能量的有效蓄积也显然更有利于长期的发展。东方模式虽然显得技术先进、发展迅速，但却容易使社会养成铺张浪费、坐享其成、不思进取的风气，并不见得利于长远的发展。

中原模式则兼采二者之长：存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差异但不强调贫富分化，社会秩序井然但不靠严刑峻法，生产力逐步提高但不尚奢华，关注现实而不是沉溺于宗教，依靠血缘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不疾不徐，稳中求健，终于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成熟的文明社会——晚期夏王朝阶段，而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在互相借鉴对方许多优点后，其主体成分为后来的商和先周社会分别继承。

（二）嵩山文化圈：南来北往，东播西传，都难以越过中原沃野

“自成序列、连续发展是以嵩山地区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随着近年来一系列重大成果的问世而变得越来越清晰。”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张得水介绍说，嵩山南麓的许昌灵井遗址；嵩山北麓的荥阳织机洞遗址；嵩山东麓的郑州老奶奶庙遗址，新密李家沟遗址，新郑裴李岗遗址、唐户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西山遗址，荥阳青台遗址、点军台遗址的一脉相承，充分展现了以嵩山地区为核心中原文明的连续性。

“尤其是大河村遗址，考古发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一脉相承，延续发展下来，时间长达3300多年，构成了嵩山地区远古文化发展的完整链条。”张得水表示，而豫中西部嵩山地区的龙山文化，则是直接由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主要分布在嵩山周围的伊、洛、颍、汝河流域。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禹州瓦店、荥阳大师姑、郑州东赵等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展示了进入文明时代前后嵩山及其周围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直到唐宋时期，嵩山地区始终处于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区域。文献记载的有夏之居，禹都阳城，后迁阳翟；夏启有钧台之享，夏都斟鄩等，均在嵩山文化圈范围之内。传说中的夏朝都邑和一些重大史事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商汤灭夏，分别在‘夏墟’之地嵩山东麓和北麓建立都城，即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而位于嵩山西麓的洛阳成周遗址、东周王城遗址，分别是西周的东都洛邑和东周国都。”张得水说。

谈及夏商周三代为何将嵩山地区作为统治中心，张得水分析说，既有政治上的意图，也有经济上的目的。从政治上是“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而在经济上则是要达到“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有各方诸侯的进贡，又能够牢牢控制全国的资源，如铜矿、盐矿等，所以又成为经济的中心。这样就有足够的实力，在文化上对周围地区以影响，从而成为文化的中心。

“也正是因为此，在三代时期奠定了华夏礼乐文化的基石。尽管有所谓的三代‘革命’，出现了政权的交替，但一脉相承的礼乐文化在这一地区没有中断，反而有‘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礼乐文化随着华夏共同体的不断扩大而进一步得到发展。到了周代，礼乐制度走向成熟和完备。一个以礼为核心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已经形成。”张得水表示，虽然说在春秋以后，夏商周三代古礼遭到了破坏，但它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从某种意义上，它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道路”。

（三）中原文明开放、包容，不断汇聚与吸收四周文化精华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这种铜牌饰除了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有较多发现外，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甘肃天水等地也有发现，是夏商时期中原与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物证。

据地质与地球物理学专家周昆叔考证，围绕中原地区，我国中部自古便形成了绵延不断的豫西、关中东西向与伏牛山、嵩山、太行山东麓南北向十字形的交通要道与文化古道，横向呈一条东起开封及中经郑州、洛阳、三门峡而达西安的长约600公里的廊道，且自东向西有伊洛河、畛河、涧河、青龙涧、苍龙涧、弘农涧、沙河、阳平河、渭河等与黄河贯通，纵向在嵩山、伏牛山、太行山的山前形成了长达1000多公里的南北向古今交通要道，这个十字要道不仅促进了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对于文化的传输和交流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道沿线至今保存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足以说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国境域内古文明的发展历史是多么的鲜活与丰富。

“包容性、融合性是郑州地区文化的特点。以嵩山为中心，郑州地区乃至中原文化发展中，文明的碰撞、民族与文化融合构成了历史的主旋律。而且这种交流与融合，一开始就是双向的，既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吸收，同时又以其核心的地位影响四周。可以说，这种文化与文明的互动，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郑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涛对此进行了列举。

早在旧石器时代，嵩山地区就成为南北的通道和东西方迁徙的中心，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南方砾石工业、华北小石器工业、石叶工业和细石叶工业的因素，形成了交流融合明显又自成一体的特点。

新石器时代，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均有周边文化的进入和影响。比较明显的例子，如以郑州地区为核心分布区的裴李岗文化和河北境内的磁山文化，二者既有相同的因素，又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反映出文化间的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融合。

仰韶文化晚期，在嵩山地区大约同时有来自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因素的融入。含有屈家岭文化遗存的遗址，在嵩山地区如郑州大河村、荥阳青台等，大都与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共存，典型器物有盆形鼎、高圈足杯、簋、圈足豆、双腹碗等。

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豫东地区，但其影响同样抵达嵩山地区。如新郑唐户、荥阳点军台、郑州大河村遗址等，曾出土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如背壶、盘形豆、平底或圈足尊、盉等，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也同样吸收了来自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因素。

“东方大汶口文化的西渐和南方屈家岭文化的北进，充分表现出以郑州为中心区域的中原文化的包容性、融合性。嵩山地区特殊的地位优势和文化传统，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促进了中原王朝文明的诞生。逮至商周，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使得嵩山地区具有更加广阔的视域，获取周边地区的资源和文明成果，最终在‘三代之居’的河洛之间，形成璀璨的中国早期文明。”刘涛总结说。

（四）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嵩山地区作为“天下之中”，在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汇聚四方能量，吸收周边文化之精华，如车辐集中于车毂的“辐辏”现象。这不仅仅体现在周边区域，范围之广令人惊叹。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彩陶，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仰韶文化白衣彩陶钵，对比马家窑文化彩陶盆，可以直观地看出，后者受到前者的强势影响。主要分布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中原与西亚彩陶交流互鉴的重要见证。两大彩陶发源地各自影响了广阔的区域，并在双方影响所及的边缘地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相互借鉴。

自古以来，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麦、马车、冶铜术、玻璃器等的东传，粟和黍、丝绸、瓷器等的西渐，沟通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玉石之路，这些都成为汉以后丝绸之路的萌芽与先导。

中原沃土强大的包容力、融合性，使得这种吸收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中原文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比如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冶铜术。

冶铜术出现在西亚的时间不晚于距今7000年，而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铜制品是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陶范铸造，大量用于铜礼器的制作，进而形成了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将冶铜术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又如玉器。在史前时期，尤其是在仰韶文化到龙山时代，当周边地区纷纷呈现出玉文化繁荣的时候，在河南玉器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只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才大量出现玉器。牙璋作为二里头文化典型的玉礼器，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南中国和更广大的区域。二里头牙璋传播的模式，反映出广域王权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也印证出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封闭和固化会导致落后和灭亡，开放和交流才能让文明之花开得更艳。数千年来，位居“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历经母亲河的洗礼，赋予了郑州这座城市“华夏源 黄河魂”的精神文化内核。文明的辐辏与辐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富含文化的给养，成为新时代大河文化之都奋力前行的基石。

新时代的郑州地区是我国铁路、公路、航空、通信综合交通枢纽，居全国交通之十字要冲，具有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战略地位。

随着6月20日济郑高铁濮郑段的开通，郑州更是成了全国首个拥有“米”字形高铁网的城市。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称的郑州，从此将以全国特等客运站郑州车站、“米”字高铁枢纽郑州东站和郑州航空港站为引擎，带动“米”字形高铁网络在全国高铁路网中发挥强劲作用。

到“十四五”末，郑州公路项目全部建成后，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超过810公里，路网密度达到11公里/百平方公里，居全国前列，实现“都市圈1小时通达、市域范围内15分钟上高速”的目标，形成“两环多放射”高速公路路网格局。

以新郑国际机场为中心的航运线路通达全国，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我国交通网络的主要枢纽。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我们从蒙昧混沌中走来，裹挟着先人的珍贵记忆，薪火相传。优越的地理环境、古老而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以及当今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决定了郑州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使命。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凝聚前行之信心和力量；奋楫笃行，传承大河文明，践行发展之责任与担当！